韩晓青：重温邓小平对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指导
总结和看待党的百年历程，必须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树立正确的党史观。今年2 月20 日，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树立正确党史观”。他强调，“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这里明确强调了，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是我们准确把握党的历史的重要依据。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党的历史上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对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后32 年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等一系列重大党史问题，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在这个决议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就一些根本性和关键性的问题进行了多次谈话，为决议的写作和最终定稿作出了重要指导。今天，重温邓小平对起草《决议》的指导，学习其中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于我们树立正确党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正确党史观看待和评价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从总体上科学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进而消除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奋力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全会决定，“从 1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随后，党在思想领域进一步拨乱反正，既坚决反对受“左”的思想束缚而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持批评和怀疑态度的错误倾向，又坚决反对极端夸大党的错误，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努力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统一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上来。
要真正统一思想，就必须以唯物史观对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进行科学总结，理清这一时期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消除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扭转思想领域的混乱局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9年 11月，党中央决定着手起草《决议》。邓小平作为这项工作的主持者，高度重视《决议》的起草工作，从宏观指导思想到具体修改，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决议》的最终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于《决议》的起草，邓小平多次强调要从总体上把握住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的关键问题，要把这一时期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讲清楚。在起草之初，邓小平就为《决议》定下了三条总的要求，即：“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邓小平确立的这三条原则，涉及的都是关系到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重大问题，只有把这些关键问题讲清楚了，才能纲举目张，“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再发生大的分歧”。1980年 2月 29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实现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必须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弄清大是大非。我们已经解决了大量的这类问题，但是还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继续解决。”他还特别指出，“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包括将来要写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要“讲总的历史问题”。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清晰地表明了他从宏阔的历史视角，以正确的党史观看待和解决新中国成立后重大历史问题的清醒意识和高度自觉。
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内容。对于如何把握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邓小平强调要抓住关键问题，弄清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他指出：《决议》的起草和写作，“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这就清晰地点明了最为关键的问题，即如何评价毛泽东个人的功过是非，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功绩和曲折，如何把握曲折和错误的责任归属等。
邓小平既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是主要方面，强调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同时又承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强调要客观全面地分析原因；既强调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成绩，又强调要对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探索中的曲折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
邓小平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
邓小平的这些指导和论述，穿透纷繁的历史表象，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深刻把握住了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在他的指导下，《决议》起草组数易其稿，不断完善写作结构和重点内容，最终“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
历史人物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评价党史人物是树立正确党史观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但他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了全面评价。”
邓小平深刻指出：“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在指导《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多次强调，正确评价毛泽东，科学对待毛泽东思想，是《决议》中“最核心的一条”和“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和毛泽东思想进行评价和分析。
（一）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和历史地位
第一，“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写不写的问题，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写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1980年 2月，《决议》起草组拟了一份提纲，但基本是按照编年的写法来搭建结构。邓小平看过后表示，“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他强调，要把“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最核心的一条，更为突出出来。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起草小组于 1980年 5月拟定了一个新的提纲，并写出了最初草稿。6月 27日，邓小平在看过草稿后说：“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其后，起草组又对草稿进行了修改，于 1980年 9月完成了一份6万字的《决议》（未定稿），用两章的篇幅来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后来，起草组又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对具体内容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和补充，最终在《决议》定稿中以独立的一章来论述“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在如何写层面，邓小平为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定下了“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两条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后，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邓小平也始终强调，“一定要实事求是”，把功过讲清楚，既要肯定伟大功绩，又要正视错误。除此之外，邓小平还特别补充强调了“恰如其分”的原则，他要求《决议》的写作一定要把握好评价的度，对功劳要充分肯定，但也不能滥用溢美之辞，对于错误更要慎重，“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恰当”，“不能写过头”，“错误讲过分了，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恰当，国内人民不能接受，国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
1981年 6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的讲话中，邓小平肯定《决议》稿做到了“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指出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评价”这个“核心问题”，“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并强调，“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1980年，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时的谈话中，对毛泽东的历史功过有比较集中的论述。他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
在具体指导《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也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比如，他说：“总的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等等。这些评价和论述，比较准确地抓住了主流和本质、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历史地、科学地、辩证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功过，符合唯物史观的要求，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
第三，“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并不等于回避和无视他的错误。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也有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需要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邓小平强调：“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他还特别强调，讲毛泽东的错误，一是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符合历史实际，二是要注意制度等因素，不能把错误都归结到一个人身上。比如，他指出：“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既坚持了正确的原则，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又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和责任意识，抓住了主流和本质，鲜明体现和贯彻了正确党史观。
（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并不只是为了评价毛泽东个人，更重要的是为了“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推进伟大事业。这也是邓小平一直强调的决议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
1979年 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并指出毛泽东思想“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更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1980年 6月 9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谈《决议》稿的修改问题，商定将“毛泽东晚年思想”改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就使人们更容易弄清楚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随后，在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时的谈话中，邓小平更为明确地指出：“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明确把“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最为关键和核心的问题来看待，多次强调把毛泽东思想写清楚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
“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这段时间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都要写到。这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 ”
“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如何看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不仅考验着我们党能否从历史实际出发，以正确党史观对领袖人物作出科学评价的政治智慧，更关系到能否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共识，奋力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新局面的伟大事业。
正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在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和党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邓小平格外强调要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他明确指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事实证明，邓小平秉持正确党史观，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这也是《决议》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重要原因。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到树立正确党史观问题时强调，“要实事求是看待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既不能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曲折，也不能因为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成就”。新中国成立后至《决议》起草时，党的历史上发生了许多大事，既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也遭遇了一些严重的曲折。邓小平强调，对于这些重大事件，《决议》要从事件发生的特定时代条件和背景出发，对其作出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评价。他明确指出：“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一）客观地看待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辛探索，取得了伟大成就，也遭遇了严重挫折。邓小平认为，通过这么一个《决议》，为的是总结经验教训，这些都必须实事求是地讲清楚，同时还要客观地分析原因。1981年 3月 18日，邓小平在同《决议》起草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充分肯定成绩，同时也要讲到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总的说来，我们还是经验不够，自然也有胜利之后不谨慎。”这些论述既肯定成绩，也不回避错误，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
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评价党的历史，必须反对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新中国成立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党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时一度出现偏差和错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把一些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作阶级矛盾，这就犯了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错误，也把丰富多维的党的历史简单化了。
在指导《决议》起草的过程中，邓小平明确指出，不能简单地以路线斗争的视角去评价、审视党的历史，不能用笼统标签式的概念去框套党的历史。他强调：“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决议》对党的历史上发生的大事，进行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叙述和评价，恢复党史的本来面貌。
（二）辩证地把握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发展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是一分为二的，这就要求我们用联系的、发展的、矛盾的观点看问题。因此，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既要客观地还原真相，又要注意事物的两面性和事物之间的联系。在指导《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非常注重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历史。比如，他强调，要写清楚“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间的成绩，同时也要讲清楚错误，“这些事情写清楚了，再写‘左’的思想的发展，以至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样就能把历史的发展脉络梳理清楚，也有利于更好地看清事物之间的联系。又比如，在一分为二看问题上，他多次强调，既要看到光明面，又要看到阴暗面，不能非黑即白。即使对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也强调要辩证看待。
一方面，他明确指出， “‘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另一方面，他同时指出，这一段历史也不是黑暗一团，“也还有健康的方面”。如，“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
邓小平甚至认为，从提供反面教训的角度讲，“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定的“功劳”。1988年 9月，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这些论述，贯穿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邓小平正确党史观和卓越政治智慧的鲜明体现。
以史为鉴，是为了开创未来。习近平强调：“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主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也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各项工作都在沿着这个方向努力。起草《决议》的目的，也是为了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汲取智慧和力量，更好地开辟未来。邓小平在1980年 3月为《决议》起草定下三条原则时就明确指出：“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只是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谈过去有关的事情。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决议》在总结历史后，在最后一章以“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为题，“第一次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已经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主要点，作了十个方面的概括”，全面、详细、充分地展望了未来，“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1981年 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决议》，“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勠力同心、砥砺前行，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成功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不断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一百年的奋斗中，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回顾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重温邓小平对《决议》起草工作的指导，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还是树立正确党史观、全面正确客观地看待党自身的发展历史，都必须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邓小平在指导《决议》起草过程中的系列重要论述，清晰地彰显了实事求是、一分为二、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方法。正是运用这些思想方法，邓小平指导《决议》起草组最终准确地把握住了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关键时刻，《决议》对于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而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的重要指导，也对我们今天树立正确党史观，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把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作者韩晓青，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
来源：《党的文献》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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